
70年代末,中国从日本进口了大量化肥,发现装化肥的袋子竟然是上好的尼龙布料,这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少有,尽管上面印着"尿素"、"日本制造"等字眼,上面还是决定将袋子裁开,出售给社员股票集合竞价规则,他们可以自己染色制作裤子。
1978年前后,中国农村还处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。种地缺化肥,穿衣缺布料,这两样东西像两根绳索,牢牢勒在亿万农民的脖子上。
先说布。那会儿城里乡下,一律凭布票买布。一人一年发一丈三尺多布票,听着不少,实际上做个褂子就得用掉将近一丈,一条裤子又得七八尺。
一家人拢共就那么些票,顾了大人顾不了孩子,裤子常常是老大穿短了老二接着穿,膝盖磨破了打块补丁,屁股坐烂了再摞一层,到最后一条裤子能有三四斤重,补丁叠补丁,原布都快找不见了。谁家要是能穿一条不带补丁的完整裤子出门,那就算村里的体面人。
再说化肥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土杂肥效力有限,一亩地打那二三百斤粮食,连口粮都保不住。1972年以后,中日邦交恢复正常,国家开始从日本批量进口尿素。这种化肥含氮量高,撒下去庄稼眼看着往上蹿,一亩地能多打上百斤粮,对当时的粮食增产起了大作用。
股票配资在线但谁都没想到,尿素进了村,比尿素更抢手的东西跟着来了——装尿素的尼龙袋子。
日本尿素用的是工业尼龙布袋,跟国内那种粗糙扎手的麻袋完全两码事。尼龙料子薄而结实,拽不破磨不烂,沾水不洇,风一吹就干。老百姓种地一辈子,哪见过这种布料,一看就认定了:这是做裤子的好材料。
化肥用完,袋子不敢糟践。生产队统一把完好无损的尼龙袋收集起来,安排人反复搓洗,去掉化肥的刺鼻气味,晾干压平,再分配给社员。东西少,想要的人多,分给谁不分给谁就成了一门学问。
一般是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先挑,剩下的才能轮到普通社员。能弄到一两条袋子的人家,都算有门路。
袋子上印着蓝漆大字——“尿素”“日本制造”,有的还带含氮量的指标。用这料子做裤子,得先染色。农民手里没有像样的染料,只能用土法子。灶台上架口大锅,倒进黑靛或煮蓝,搁把盐巴固色,把拆开的尼龙布扔进去咕嘟咕嘟煮上大半天。
捞出来一看,颜色倒是上了,但工业油墨印的那些字死活盖不住。新染的裤子颜色深还能遮一遮,穿一阵子、下河洗几回,底下的白字就慢慢往外返,前面是“尿素”,后头是“日本制造”,走起路来活像一块会移动的招牌。
这东西穿出去,自然成了乡间一景。田间地头谁穿了尿素裤,旁边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老百姓也不恼,反倒编出不少顺口溜,什么“干部见干部,全是尼龙裤”“前面是尿素,后面是日本”,笑一阵闹一阵,干活也不觉得累了。这话里头有调侃,也藏着几分羡慕——毕竟不是谁都能穿上这种又结实又轻便的料子。
就在老百姓围着几条旧袋子费尽心思的时候,一场从根子上解决穿衣吃饭问题的大布局早已启动。1972年到1973年,国家果断拍板,动用有限的外汇储备,集中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,这就是后来常被提及的“四三方案”。
里面包括13套大化肥装置和4套大型化纤设备,目标非常明确:从根子上解决粮棉争地、吃饭穿衣两头紧的困局。
随后几年,一座座大型化肥厂和化纤厂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工建设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、上海石化总厂、四川维尼纶厂、天津石油化纤厂……这些名字今天听着或许陌生,但在当年,每一个都是举国之力托举起来的大项目。
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,这些工厂相继投产,国产尿素开始大批量下线,国产化纤面料也从流水线上哗哗地往外涌。
1976年以后,“的确良”这种化纤面料逐渐走进普通人家。比起尿素袋子染出来的裤子,的确良挺括、不掉色、洗了干得快,年轻人结婚能置办上一身的确良衬衫和裤子,那才算真正体面。

商店柜台上的布料品种也一年比一年多,涤卡、中长纤维、腈纶混纺,老百姓的选择不再是“染黑的尿素袋”和“补丁粗布”二选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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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12月,国务院正式宣布取消布票。这个从1954年开始、沿用了将近三十年的票证制度,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宣布那天,并没有多少人特意庆祝,因为取消之前的两三年里,布票的约束实际上已经松动了,布料供应日渐充足,人们早就不必为做一条裤子而绞尽脑汁了。
尿素裤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田间地头消失了。当年抢着要的尼龙袋子,后来丢在墙角都没人捡。那些曾经印着“尿素”“日本制造”的旧裤子,有的拆了当抹布,有的压在箱底再没拿出来过。
从一条尿素裤到布票取消,前后不过十来年功夫。再往后三四十年,中国从化肥都靠进口、拿包装袋做裤子的国家,变成了全球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化纤生产国,纺织品行销全世界。
回过头去看股票集合竞价规则,那条滑稽又心酸的尼龙裤,不过是穷日子里一个特殊的经历——它记录的不是某个人、某条裤子的故事,而是一个国家从勒紧裤腰带到挺直腰杆的完整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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